韩红刚刚度过了44岁的生日，在自己全国巡演的首场演唱会上。这个有着双重意义的场合，没有圈内好友来“惊喜现身”，也没有喜气洋洋的祝福VCR。她的演唱会也几乎不邀请嘉宾来热场——即便是有陈奕迅这样的歌神朋友，因为“我难得开一次演唱会，自己还没唱够呢，凭什么半小时让给别人唱”。

这个“难得开一次的演唱会”几乎没见到什么宣传。在启动发布会上，除了主持人华少，并无其他演艺界名人出席，台下只坐了为数不多的媒体记者和工作人员，三分之一的座位尴尬地空着，甚至没有类似活动惯常会邀请的粉丝团——他们的尖叫声最能带动现场气氛。近几年，除了参加《我是歌手》，韩红在音乐上的动作比以往少得多。熟悉韩红的记者都知道，她喜欢热闹。她有着与庞大体格相匹配的大嗓门和气场，人越多，她越兴奋。

如今，韩红眼里的“热闹”，早不是她的演唱会，而是她的慈善。她希望人们未来在提到韩红的时候，将“慈善家”的名头放在“歌唱家”之前——前者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影响力。而她也确确实实，把自己名下的这个基金会做到远超出一个普通明星所能达到的高度，无论是从规模还是从其背后的意义来说。

这正是韩红名望最盛之时，也是她踌躇满志之刻。在一个多月前的“百人援贵”启动仪式上，星光何其熠熠，崔永元担纲主持，到场嘉宾有歌手谭维维、金池，演员王丽坤，以及刚因《捉妖记》大卖而晋升“20亿帝”的井柏然；赵薇、黄晓明、陈奕迅、范冰冰、汪涵以及当红“小鲜肉”吴亦凡、鹿晗等几十位明星发来祝福视频，VCR播了足足十几分钟，声援阵容堪比时尚颁奖礼。

这才是“韩红发布会”的典型场面。

老舍在小说《离婚》的开头这样介绍主人公：“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把“大哥”换成“大姐”，说的就是韩红。长久以来，她以“大姐”的特质为人们所熟知。朋友们都称她“老韩”，无论年龄比她大，还是比她小，就像称呼隔壁家热心的王大哥、马大姐——弟子除外，师门有师门的规矩，她要求他们毕恭毕敬地喊自己“师父”。

什么时候开始成为“老韩”？韩红自己也记不清了，“好像小时候大家就这么叫”。她喜欢那种照顾别人的感觉，“当我自己强大以后，我有能力照顾别人，我能够从这个事情当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感和快乐”。

2011年，韩红和她的基金会扩大了这种照顾，筹建了一个名为“百人援助”公益项目，每年领着一批从大都市大医院要来的医生，带着药品，去医疗资源匮乏的偏远地区义诊送药，譬如西藏、青海、新疆，团队把今年的援助地定为了贵州。

220人组成的慈善队伍从北京出发前往贵州。半个月里，队伍沿着贵州边境走，一天换一个县城，上午给人们义诊，下午赶路，路程短则三四个小时，长则七八个小时。56辆车在山路上蜿蜒三千多米，浩浩荡荡。韩红所坐的一号车在最前面。作为一个开过F1的女明星，她习惯抓起车钥匙走向驾驶座，“不是我喜欢飙车，我是队伍的总指挥，我不往前冲谁往前冲？”她特意针对车这个敏感词做出了补充——两年前，她曾因开车违章被骂“滚出部队”。

贵州海拔高，日头晒，下午两三点最是让人昏昏欲睡，每辆车配备的对讲机里便会响起韩红中气十足的声音：“今天的义诊非常成功，我感谢大家，给大家唱首歌吧，《天路》。咳，咳咳。——咦？怎么没有掌声？”另一台对讲机及时切进来，“啪啪啪”一阵鼓掌和欢呼，“老大牛逼！”她哈哈大笑，清了清嗓子唱了起来。

到了义诊地，医疗队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搭建起大棚子，以作为临时医院，棚子上写着医生们所属的医院，还有接诊的科目。当地政府早已提前通知群众这支医疗队的到来，所有愿意前来的病人都能领号排队就诊。医疗队诊治的病症多以白血病、白内障手术和新生儿疾病为主，也有例外——当医疗队发现当地某种病症特别多时，他们会成立专门的项目组。

这些年的义诊活动让韩红掌握了新的才能。她自称拜了队伍中的三位名医为师，并乐于在义诊现场亲自为病人诊断，一旦得到医生们的认可，便喜滋滋地环顾人群，“我都快成半个医疗专家了”，她掰着指头数，“眼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心内科、儿科都有了一些常识吧，外科差点意思，包括耳鼻喉科，应该基本上都可以”。

但在老友崔永元看来，韩红“不像一个做基金会的人”，因为“做基金会的人都是有规则，有专注的方向，做得很有秩序、有条不紊，但韩红是冲动型的、脑袋发热型的，路上碰到什么就说这个要管、那个要管，让基金会的秘书长很头疼”。

在义诊现场看到重病的小孩子，她立刻红了眼圈，紧走几步搂到怀里，轻声细语地抚慰，然后许诺：“娃娃不怕，我们带你去北京治病，到时候韩老师陪你去做手术，好不好？”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紧随身后，记下她许的每一个承诺，以确保她最终不会言而无信。

“我就想成为中国的阿甘，我就什么都不想，我就去做，某一天回头去看，哇，两百多人、蜿蜒的车队——你们一直跟着我的老记者知道的，我们（医疗队）一开始才几十人。”韩红说。

这位早年成名的女歌手正将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至少60%吧”。人们恍然意识到，除了会唱歌之外，韩红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空政文工团副团长，她的朋友遍布演艺圈、政坛、商界、军队：每年都有不少明星面孔出现在她的慈善队伍中；“百人援助”每年所去之地的省委书记是她的好哥们儿；项目的赞助商是在“两会”上结识的企业家。

韩红擅长资源整合，也享受这种运筹帷幄的感觉。十年前，她的好友赵薇也曾想过做类似的事情，但最终只在自己的家乡安徽芜湖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奖学助学基金。她清楚：“这种事单靠我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要不断往里投钱，最好是得到政府的支持，我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资格……”

“困难肯定是有的。”韩红基金会理事长李健承认，“但你要说困难呢，我们每次都能解决——主要解决的途径还是靠韩老师。”她是基金会的绝对核心。企业的赞助都是她一个个电话，跟老朋友争取来的，医疗专家队伍则讨自各大医院的院长办公室——她一家家去敲门“刷脸”，“院长，您就给个话吧”。这些方法通常都能奏效。

她有一种解决此类问题的核心能力，那就是“敢”。援贵途中，她有一次半撒娇式地说：“我介绍一下，X总是我哥们儿，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他这个人也从来不张扬，好，我就敢这样了，X总，你给我10万块。”

话音落下，对讲机里半晌没有动静。又有人开始捐款，不是X总。过了许久，X总终于出声，没提10万块的事儿，而是建议基金会多做宣传和社会募捐。韩红情绪不似之前高涨，简单对他的提议表示感谢，便换了话题。

然而，出现在晚餐上的韩红又高兴起来。她宣布，下午这场无心的“动员”，一共筹得善款101万5000元，其中包括X总的10万。在大声念过所有捐款人的名字和捐款额——几乎每个人都捐了——之后，她再次感谢了“我的哥们儿X总”的仗义之举，并带头报以热烈的掌声。

韩红从没停止为公益做贡献，也从没在这件事上低调过。

对娱乐记者来说，大多数时候，报道韩红的活动意味着要离开他们所熟悉的东三环沿线。韩红为自己选择的那些场地，往往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五星级酒店，离天安门或钓鱼台不远，墙壁、地毯的颜色以暗红或土黄为主，给人一种沉甸甸的富贵感，与东三环那些装潢现代的威斯汀、希尔顿们截然不同。

郭敬明曾敏锐地察觉出韩红不同于其他明星之处。2009年他受邀参加韩红的新专辑发布会，到场的不仅有演艺明星，还有众多“政界领导”，地点在天安门后门的太庙，明清两代皇帝祭奠祖先的家庙。“当时我问公司的人，我说这个是用钱搞不定的吧？公司的人说，当然。”郭敬明在博客中写道。而两年后，韩红“百人援藏”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穿着军装的她两旁分别站着姚明和章子怡。

用钱搞不定但韩红能搞定的事情还有很多。

“百人援贵”的半个月里，韩红在哪里都是焦点。人们挤在警戒线外、周围楼房的阳台上，甚至蹲在不远处的半山腰，带着兴奋和好奇的神情打探这位著名的歌唱家——在偏远山区，这可能是他们一辈子唯一一次亲眼见到大明星的机会。

心情好的时候，韩红会微笑着对围观群众招手，引来一阵欢呼。但更多时候，她戴着墨镜，在身高1米9 的保镖的护卫下匆匆挤出人群，并叮嘱弟子们维持秩序。

援贵队伍中唯一的外国人，法国医生Niels将人群站在路边等待车队的照片发到朋友圈，起名为“waiting for the queen to appear（等待女王出现）”。这是他第二年参加韩红的爱心行动。在此之前，他没有听过韩红唱歌，也不清楚这位女歌手在中国的声望，但对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印象深刻：那是在一场正式的会议上，韩红穿着一身军装，“充满了军人式的激情和力量”。

等待韩红出现的何止是当地普通群众。就算对当地官员来说，韩红的到来也是难得的大事件。他们安排妥帖：每去一处，都有穿着黄色荧光背心的交警骑着摩托车在前面开路，某县政府甚至在一条尚未通车的高速公路上为车队开辟了绿色通道，220人，56辆车，在宽敞平坦的山道上蜿蜒三千多米，浩浩荡荡。

队伍下榻的每一座酒店都用闪烁的LED灯打出欢迎字样，晚餐的桌子上人手一本印刷精美的《服务手册》，内容包括第二天的行程安排、天气情况以及当地的简介、景点、特色小吃等。一座豪华程度堪比北京五星级酒店的宾馆以低得惊人的价格（200元一间房）接待了这支队伍，当地人透露，为了能赶在韩红到来之前竣工，这座宾馆缩短了工期。

但在义诊现场，她两次对当地官员发飙。一次是一上午都没看到一例重症患者前来，她怀疑是政府为了隐瞒当地近亲结婚、留守儿童等问题而封锁消息。另一次是发现很多政府工作人员挂着蓝色证件，冒充志愿者进场拍照。

“来来来，X县长，咱们说两句话。”她笑着向其招手，语气温和，“你们这次筹备工作做得非常好，我跟你说啊，很少看到你这样的官员，心里只有公没有私的。你们这叫什么县来着？下回见到敏尔书记（注：贵州省委书记陈敏尔），我一定把你的表现都汇报上去。”然后她猛然从座位上站起，指着身材高大的保镖：“把这些挂蓝色牌子的人都给我赶出去！”

在空政文工团，她也以雷厉风行著称，经常不声不响搬个小凳子坐在舞台侧面看演员表演，直到对方下台看到她，“都吓死了”。她还一度试图改革艺术团的体制，实行“末位淘汰”，后来宋祖英打电话来问：“韩团，淘汰推行怎么样？”她说：“没戏”——被淘汰的人最后总能回来，虽然她是副团长，享受副军级待遇，但对此也无能无力。

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空政文工团副团长的韩红，始终有一种叫做“榜样”的使命感。

16岁当兵，31岁转业，七年后又被特招入伍成为空政文工团副团长，你很难不从韩红身上嗅到部队的气息。

按照惯例，来到援助地的第二天晚上要召开“动员大会”。很多年轻志愿者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在大学军训中。这是韩红搞团队建设的方式：“不管怎么说，我们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地方，在开始工作之前，我们应该有一次交心的……用中国人的方式说就是统一思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今年，韩红将“动员大会”改成了“战前大会”，她把即将到来的义诊比喻为一场战斗，队伍中的每一位成员都是她的战友。会议现场的氛围并不如名称这么激烈。她先是饱含深情地讲述了韩红基金会成立的始末，接着一一介绍各位“老战友”和他们的英雄事迹，最后表达了对“新战友”们的欢迎和期望。老战友要对新战友起表率作用，表率之一，就是“走到任何地方，都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

她是天生的演讲者：聪明，逻辑清晰，声音和肢体语言都充满号召力，还能在恰当的时候添上恰当的幽默。这种演讲才能与仗义、豪爽叠加在一起，构成了韩红的领袖气质。这令她在部队如鱼得水：16岁刚入军营时，韩红就因“极强的集体荣誉感”而令指导员印象深刻，“谁说连队不好，她就挺身而出维护团队荣誉”。她对国家也抱有最忠诚的爱，在一家捐赠的小学被要求给孩子们上一会儿课时，她拿起粉笔，不假思索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五个字：我爱你中国。

战前大会第二天，义诊因为一些团队成员未能准时集合而推迟，晚饭时，韩红临时加开了一场“纪律动员会”。她再次声明：“我们是一支部队，一支军事化的部队！我们必须是非常有组织的，有纪律的，不能像一支突围部队！”声音洪亮，眼神凌厉，语气笃定。正围着桌子吃饭的200多人屏息凝神，不敢动筷子。

“什么是突围部队？”有人悄声问邻座，韩红的眼神立刻追过来，“吃饭就是吃饭，吃完了咱们就坐这儿把要求都听完，不然的话，明年就可以不来了！”

“有时候让人觉得很陈腐，但又很敬佩”，一位第二年参加“百人援助”行动的志愿者这么描述自己在这个团队里的感受。

不仅是以自身为表率，韩红还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个队伍里如她一样的，充分感受到荣誉感与自豪感。每天的晚饭时间，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的时间——你也可以理解为每天的例行“动员”。有时候，这种表扬以团队的形式进行，韩红则是当仁不让的主持人：

“我们的医疗专家在哪里，请集体起立！大家一起喊，医生！牛逼！”

“企业！牛逼！”

“车手！牛逼！”

“艺人！牛逼！”

“媒体！牛逼！”

“我们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牛！逼！”

——一个都不会落下。

她自己也被这种热烈的氛围打动，开始与众人推杯换盏。穿梭在酒席间，她记忆力惊人，几乎能叫出每一个人的名字、在队伍中担任的职务，这一天做了几台手术、分别是哪些医生做的、哪一位志愿者在当天的工作中表现突出，并坚持要求他们站起身，接受自己热情洋溢的赞美。甚至她会在寒暄中巧妙地提及你在生活、工作中的一些小细节，以展示她对你的了解和关注，有时候，这种寒暄让人感觉“受宠若惊”。

“我是一个挺紧张的人其实，脑子总在转。”她曾在访谈中大方透露，“我头发都白了，我是染的。”作为跟随师父最久的大弟子，马海生了解她：“你别看她站在那儿，戴着眼镜，实际上她在观察所有的人，她对每个人都有个基本的印象。”

她喜欢当一个掌控者，而掌控者通常不掩饰对自己才华的自信。

在第三季《我是歌手》的比赛中，韩红几乎每次都在观众投票环节获得第一、第二的票数，仅有的两次位列倒数第二让她在后台几乎发飙。“谁也不喜欢输，”她说，“我来就是玩得起的，我是觉得我不该输，我清楚我自己唱歌是个什么水平”。在一档访谈节目中，她称对自己的歌声“非常满意”，“因为它真的是该娇柔的时候娇柔，该充满力量的时候充满力量”。人们质疑她在节目中拉票、挑战总导演洪涛的权威，她并不认可，气愤辩驳后又转头自我开解：“我拿的钱里头就有当炮灰的钱。”

她也有一个“韩家班”，目前的成员是五名弟子，除了马海生是因为中青赛而结缘之外，剩余几位都是在担任中国梦之声评委期间收的。尽管韩红曾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用长得让观众不耐烦的时间介绍每一位弟子、带领他们合唱，也常跟他们说“有什么困难就找师父”，但弟子们从未对她提过要求，“不想坏掉这层关系，不想让师傅觉得你目的性太强”。

李祥祥曾有过一段“特别急于求成”的时期，“就是想忙起来、想工作、想出作品，师父觉得我变了”。在某次两人共同出席的采访中，韩红当着一众记者的面把他骂得狗血淋头，“我都哭了在那边”。骂完了又来一句，“要不是看你唱得好，我才不管你。”

弟子们也知道如何回报这种来自于师傅的“管”——她有时候也乐意被弟子们所管控，任他们以“为身体好”为由夺走自己手中的辣椒酱罐，再可怜兮兮地求告：“中午就啃了两个馒头，让我吃点辣的吧。”这或许让她看上去，在亲密关系里并非完全是一个掌控者。

参加《我是歌手3》后，韩红的演唱实力毋庸置疑，但在其他方面受到诸多非议。

韩红有一套自己关于亲密关系的表述方式。李健是她“生死之交的战友”，“天底下最牛逼的孝子”；车队队长白文杰是“我的老大哥，我们队的英雄”；参加爱心活动的明星都是“兄弟”和“妹妹”，弟子们全是“儿子”和“闺女”，随队拍摄的记者们则是“与狗仔不同的，有血有肉有良知的媒体”。

其中有一些友谊的确来之不易。李健的母亲、陈奕迅的父亲患病，都是她帮忙联系医院，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

“她就是希望别人喜欢她。”韩红的好朋友、中央电视台编导喻江曾对媒体说。

韩红6岁丧父，9岁母亲再婚，将她送到北京与卖冰棍的奶奶和叔叔相依为命。她称这段路为“投奔”，“我必须得看人脸色，我知道我未来要在别人家生活，那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只是我的奶奶和叔叔。”

绿皮火车从拉萨到北京开了三天三夜，经过无数漆黑的山洞，让年幼的韩红惊惧不已。这种恐惧始终伴随着她，如今四十多岁的人了，坐火车过山洞的时候仍然要把眼睛蒙上。半夜十一点到了奶奶家，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拿起扫把扫地，奶奶问大晚上你扫什么地？她说：我能干活，我会干活。“而且我说我不喜欢吃肉，奶奶。其实就是讨好了。”奶奶和叔叔抱着她哭，说我们不会让你干活的，只要家里有钱，肯定把所有的肉都给你吃。

2005年奶奶去世，韩红患上了抑郁症。她几乎三年没出门，饭也不吃，每天在家抽烟，琢磨活下去的意义。结论是，“已经没有人爱我了，那我就爱别人好了”。于是她去汶川救灾，随后又成立了基金会，每年带队到贫困地区做义诊。在义诊现场，她最见不得孩子和老人受苦，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他们，因为“孩子是我，老人是奶奶”。

喻江觉得，这么些年来，韩红始终是个小孩子，需要依靠身边人的支持才能活下去。老志愿者们还记得，在2011年援藏活动的告别餐会上，喝多了的她搂着一位志愿者的脖子，突然就哭了起来：“不要离开我，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好吗？”

尽管韩红没有承认，但酒后的这场哭泣似乎透露了她内心的某种怀疑——或者说，是所有“大人物”内心的怀疑：人们对她的拥簇，究竟是出于喜爱和忠诚，还是因为她是他们的老板、合作伙伴、顶头上司的好朋友、一句话能决定事情成败的社会活动家？

“一直”“永远”“一辈子”，这种在大多数人看来太过沉重的字眼，频繁而自然地从韩红口中说出来。但凡给予过她点滴支持的人，都被她终身铭记。她至今仍常常提起，9岁那年在火车上给她买过一个盒饭的阿姨是在郑州下的车，“我感激她一辈子”。每年慈善活动的动员大会上，她都会回忆第一年援藏时孙楠从新加坡转四次飞机到西藏昌都的事，“真的仗义，真的一辈子不能忘”。而马海生觉得，师父最初对他青眼相看，就是因为他是潮汕人，“师父一直说，她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一位潮汕的大姐出钱给她发了第一张唱片”。

援贵途中的一天下午，韩红在车上讲起了小时候奶奶教她施舍乞丐的往事，认为那是自己做慈善的初心。这个故事打动了一位车手，对方主动提出给基金会捐款5000元。其他人纷纷响应，一路上，对讲机里不断传来“某某捐款多少元”的消息。韩红大为动容，她当即宣布自己捐款20万元，“回头从我的私人账户里扣”，然后抒情般地对着对讲机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跟韩红跟对了，记住，我韩红这一辈子都不会负你们，你们相信吗？”

韩红认为，自己之所以“能服人”，是因为“我一直是个好人”。“大家在这个圈里泡了这么多年，谁都知道谁是吧？我韩红没做过坏事吧？我不去做任何小动作，我不在背后捅咕任何人，我干干净净，我很正直你知道吧。”

韩红召开巡演新闻发布会，“中国好舌头”华少助阵并担当主持人。

入行这么多年，韩红没有拍过广告，没接过代言，一是因为部队的纪律，二是“有一些食品的我不敢做，怕出事”。她自认是演艺圈的“乖孩子”，从不参加派对，晚上十点后几乎不出门，所谓的“夜生活”往往就是去路边吃烤串。“上个月去西藏，一下飞机韩红问我，健哥你现在在拉萨吗？我说在，她说太好了，晚上咱们KTV耍去。到了晚上我说去吗，她说别逗了，哪能去啊。”李健对记者说。

“我的门下，哼，规矩大了。”韩红轻哼一声。弟子们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也得向她报备，不能太奢华，“我希望他们出污泥而不染”。

“污泥是指演艺圈吗？”记者问。

“是啊，难道它还不是污泥吗？污泥不是别人说的，是他们自己做的。”近两年来，她对演艺圈尤其失望，“不好的事情，被爆出来的事情，太多了。”

“比如说吸毒？您觉得是不可原谅的吗？”

短暂的沉默。她稍稍坐直了身体，换上一种更郑重的语气：“这个事情本身来说是不应该的，但是就年轻人的年纪和未来来说，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注意，我没有按照你说的觉得不可原谅，我是说事情本身不应该发生，但是年轻人还是可以被原谅的。”

援贵第二天，姚笛要来的消息在队伍中盛传。然而，在遵义人民广场举行的发车仪式上，一字排开接受韩红感谢的明星中并没有见到她的身影。直到仪式接近尾声，她才在助理的护送下悄无声息地登上舞台，插进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自与文章的婚外情曝光之后，她已许久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当晚的动员大会上，韩红发表了一番热情的陈词：“谁能说这一辈子你不犯错误？如果一个孩子犯了错误，我们却把她拒之门外，那个孩子的自尊心永远都会受到损伤。我选择的是，我去拥抱她，我去爱她，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爱到底！”姚笛上台，抱着她哭得泣不成声。

韩红说，本来今年她还喊了柯震东，因对方在拍戏而作罢，“明年吧，明年我争取叫他过来”。

她觉得，自己真的是年龄大了，“以前我是非黑即白的，但是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我狠不下心再去骂他们。你得给他们重生的机会——都是一些孩子，别往死里弄，干吗呀。”

她并没有主动提及自己曾经的遭遇，但事实上，“这事儿一辈子都忘不了，太冤枉了”。

2013年8月，韩红先是在长安街走公交车道与一辆小轿车发生事故，随后被人拍下边开法拉利边打电话的照片，紧接着又因名下一辆路虎挪用牌照被罚了5000块。尽管已经流着泪道歉“我确实错了”，仍有人在网上让她去死。

那段时间，韩红觉得心灰意冷。她不明白，为什么在她当了那么多年“乖孩子”、做了那么多好事之后，人们还会因为一些无心之失而对她恶语相向。但她后来又想通了：“因为你的确开车打电话了。是的，所有的司机都不敢说他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但是你是韩红。”“你挣的钱是大人物的钱，所以你付出的代价就一定是大人物的代价。”她决定承担一个“大人物”所该承担的代价，“撑不住滚蛋就可以了”。

不仅如此，她还越战越勇：“谁来拉这些孩子一把？你告诉我，演艺圈哪个人这么做了？也就我老韩一拍胸脯就站出来了。”她流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神气，“我们演艺圈缺乏敢担当的人啊。我做这么多是为什么？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演艺圈人士，抱点团，一起把输掉的面子都赢回来。”

类似的话，她在众多公益活动上也说过：“我为什么要成立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就是为了给中国红十字会一个响亮的大嘴巴，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做慈善也可以是干净的。”韩红的偶像是任志强，一个在地产界以敢说话被赋予“大炮”名号的人。

她从没怀疑过自己可以实现这些抱负，恰如这么多年，她一直没怀疑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大人物”。早在当文艺兵时，她就在送给友人的照片上写道“我永远是我，一个不愿做凡人的我。这辈子，命不可贵，事业为血，看着我，准能登上歌坛的首位”，落款是“北京青年歌手韩红”。

而关于她最新的新闻是，“韩红艺术学院”也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学，这是少数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教育部下属正规院校，届时，她又将增加一个自己向往已久的新头衔：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