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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记忆|1970年代的青春
作者:无乐不作 2016-04-12 分类:娱乐   明星 标签: 2016219  生活 

李银河、刘索拉、芒克等一代人的70年代。“不管人们以什么方式度过自己的生命,青春如此令人感动。”

1971年,李银河一身知青装扮,站在草原上留影,那儿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所在地。后来当她结束几年的知青生活回城,她感到惶惑失落,为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而痛苦,不过在经历了磨难之后,她的内心已经成熟,变得更踏实更有力量。同年冬天,鲁晓芹在北大荒开拖拉机,北京家中的一系列变故令她难以呼吸。

而在刘索拉和霜子的回忆中,1970年代的画面是这样的:她们几个大胆的少女身穿泳衣,在玉渊潭公园骑自行车,弹琴唱歌,甚至有两个女孩在公园里接吻……成蹊说,“配上70年代的荒凉城市背景,如电影般的画面,在我脑海挥之不去”。于是就有了这次展览。

这个四月,《70年代——关于青春的记忆》图片展在北京成蹊当代艺术中心开展,成蹊为策展人。参展者有诗人芒克、音乐家刘索拉、学者李银河、艺术家马可鲁、诗人林莽、张寥寥等三十多人。他们提供了70年代的众多照片和手抄稿,再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和真实生活。展览持续到4月24日。

展览由知青记忆、白洋淀诗群、北京文化沙龙、无名画会、《今天》和星星画会六个部分组成。在展厅的几面墙上,斑驳的照片、年代久远的诗作手稿和手写文字说明为观众带来了对70年代的回忆或想象。在图片展的前言中,成蹊写道:“当生命以回放的方式呈现时,结局突然变得不重要了,过程才是最有意义的。”展览也不是简单地回忆过去,更重要的是“历史在当下的意义”。

青春的记忆不仅是一个人的阶段性回忆,也是个体对一个时代的感知和素描。上山、下乡、写诗、砍柴、搞文艺、闹革命……70年代的少年和青年们被时代的浪潮紧紧包裹,烙下了他们的青春回忆。

在成蹊看来,70年代的年轻人有着这样的特点:“他们苦闷,闲散,绝望,乏味,同时又富有激情,渴望自由渴望表达。他们一般是自学,读书和写作是本能的需要,知识多来自于禁书,70年代的文学和绘画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和心境中慢慢生发出来的。”

“不管人们以什么方式度过自己的生命,青春如此令人感动。”成蹊说。

知青下乡:

“在我刚从内蒙回到北京时,心中常常感到惶惑,仿佛失落了什么,并且为失落的东西而隐隐发痛。我感到心中一些最美好的东西被毁掉了,丧失了。这种感觉使人痛苦,但它又不完全是一种后悔的感觉。这是一种离开童年进入成年的感觉。虽然心中那些脆弱的真善美被现实中强横的假恶丑掩埋了,驱散了,但是我并不后悔,心里反而觉得比以前更踏实了,更成熟了,更有力量了。从这段磨难以后,没有什么样的生活我不能忍受;没有什么样的苦难我不能承受;没有什么人能使我再轻易地相信什么。”——李银河

“1971年,多雪的冬天。多少个夜晚我从梦中醒来,恍惚中常常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自己将漂向何方。家里的事我没向任何人提起过,包括我最好的朋友。叛徒、走资派、地主等等父母的罪名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头,使我不能呼吸…… 我的工作在机务排开拖拉机,我们这台“东方红54”车组有6个人,2人一组,3班倒。车长滕友学是个标准的山东帅哥。我比较笨,用当地的话来说,就是干活“不刹利”。那时我猜想师傅们都不太爱带我这个笨徒弟,但老滕没辙,因为他是车长。”——鲁晓芹

70年代初一些下乡的知青自发地组织了民间诗歌文学活动,并在各地形成了“群落”。白洋淀诗群便是其中之一,代表诗人有芒克、多多、林莽、根子等。

“1970年初冬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 ,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食指)的《相信未来》。”——诗人多多

“忽然,希望变成泪水掉在地上

又怎能料想明天没有悲伤?”

“伟大的土地呵,你激起了我的激情”——芒克

1978年,北岛和芒克等人创办了民间诗歌刊物《今天》。它在发刊词写道:“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生唱出来,而不至于再遭到雷霆的处罚……”在全国各地读者的订阅和资助下,两年内《今天》印发了九本双月期刊,四种文学丛书以及三册“文学资料”。

“无名画会”是活跃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画家团体,60年代初赵文量、石振宇、张达安等艺术家结识,常聚在一起画画,这是“无名画会”的雏形。70年代中期一批年轻的艺术家加入进来。“无名画会”的艺术家们以“前卫”的立场来表达对主流文化的疏离,作品中的构图、用色等艺术语言和当时的革命现实主义绘画大不相同。

70年代,“无名画会”的艺术家们常去玉渊潭写生,因此这个团体最初也被称作玉渊潭画派。正式定下“无名画会”这个名字是在1979年。赵文量和马可鲁等人决定举办一次公开展览,在北京美术家协会登记之时得知要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众人纷纷提议:有人起名“惊蛰”,有人说“等待戈多”。赵文量最初起“星期天画会”,因为每周日各自去画画。后来在和石振宇等人讨论的时候说,“任何名字都不能代表咱们,干脆就叫“无名画会”。

马可鲁在他的《无名年代》里写道,这次展览要归功于当时北京美协主席刘讯。他听闻有一批在文革中坚持艺术创作的青年,希望为他们办一场展览。1979年7月,展览在北海的画舫斋举行,据画会统计,每日前来参展人数达到2700之多。

在那个年代,手抄书、乐谱成为知识分子中间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此外,他们也传阅各自拥有的“禁书”,以填满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北京青年们组成了一个个文化沙龙,一起唱歌、读书、写诗、出游、画画……为彼此带来精神上的早春。

“在很长的时间里,在精神和物质同样匮乏的年代里,书对我们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人们在生活和实践中认识世界,而我们却是从书中认识的生活和世界,然后才进入生活,进入这个和我们的想象完全背道而驰的世界——这个我们至今不肯接受的现实。所以人们在追忆和探讨七十年代,想从中发现这个时代的意义,而我们似乎从没有从七十年代中真正走出,我们自身就属于七十年代,不管人们今天对它如何评价,那是我们的青春岁月,凝结在琥珀中的年月。”——霜子

星星画会是1970年代末的北京艺术团体。1979年国庆前夕,画会成员在中国美术馆外以独特的形式举办了星星美展——他们在馆外公园的铁栅栏上,起起伏伏地挂满了油画、水墨画、木刻和木雕,吸引了路过和打算进馆的观众。美展由严力、王克平黄锐、钟阿城、李爽等人发起。展览上的作品和“无名画会”的一样让习惯了主流绘画风格的观众大吃一惊。两天后因治安管理缘由暂停。经美术协会斡旋,次年八月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正式展出。

“ 那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法国女留学生在画展上说要买我的一张参展作品,当时我就楞在那里,因为不知道画还可以卖,就赶紧问其他的星星成员,有人说该卖多少钱以及会不会违法?有人说这价格怎么也要一个月的工资吧,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以物换物,我说我没有相机,很想有一个相机,如果可以就换一个相机。于是这个留学生就在周末去了香港买相机,回来与我进行了交换,我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用这个相机后来拍了不少照片。——严力

除特别说明外,文中图片均由成蹊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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